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血缘家族为主要纽带维系起来的。个人的生老病死只有在家族中才能得到庇护，加上保守封闭的自然经济形态，长期以来便形成了极强的血缘及乡土地域观念。人们普遍视离乡背井为不幸，“夫远适异域，昔人所悲，非有大不得已于怀者，谁肯轻去其乡”，将死在他乡而不能归葬看作更大的不幸，“死丧而至异乡，其颠连无告之情，有不忍言者”。
因此，传统观念中存在牢固的归葬意识。然而，传统中国因交通等客观因素的限制，死者灵枢往往难以及时运回故里安葬。“沪上侨民来自四方，巨贾细贩都集于此。一有死亡，议葬非易，开支浩繁，贫贱者无力措办，轮运遇阻，富有者亦觉费事。既不愿埋骨异乡，又有天时人事从中梗阻，群谋所以寄膺之所，于是会馆乃兴。”为满足旅沪同乡者“叶落归根”的遗愿，各会馆、公所设立丙舍(殡舍)，帮助那些故乡离沪较远，一时难以扶枢还乡者寄膺棺枢，停膺丙舍的棺枢数年后要运回原籍安葬。运枢归葬则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承运者必须征得沿途海关或政府有关部门许可，非个人能力所能完成，必须依赖会馆、公所，集合同乡力量，开展大规模的运枢工作。会馆、公所还要承担贫穷旅沪同乡的运枢和归葬费，如四明公所运枢不收费，“凡后人无力领枢者，得报明原籍住址，代运到埠，其自运者，得领资助洋二元”。
对于无力运棺返籍者，会馆、公所则购置场地建设义家(义山、山庄)，安葬同乡死者的尸骨。如四明公所停膺棺枢，满一年，于清明、冬至运回宁波。再停放一年，仍不领者，移葬义山，编号立竭。
上海同乡团体将很大一部分精力和财力用于经营义家和丙舍，处理同乡殡葬事务成为其主要任务之一，如四明公所以“建丙舍、置义家、归旅棕等诸善举”为宗旨;平江公所主要工作就是处理同乡的殡葬事务;浙绍公所的主要房舍都用作丙舍;徽宁会馆、湖南会馆的丙舍面积比其他建筑都要多。‘珍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旅行者经常在轮船上看到封得严严实实的棺枢，可见同乡团体对家乡观念的奉行。
顾德曼认为，“同乡认同和同乡团体得到精心培植的程度，同乡情感和机构的牢固和力量”，是中国城市的一大特色。旅沪同乡团体为同乡提供殡葬服务，帮助同乡解决了实际困难，团结了旅沪同乡，是维系同乡情感的重要手段。例如，四明公所“正是以经营运棺等殡葬事业为手段，来维护巩固归葬意识，进而加强同乡间的地域观念，增强同乡间的联系和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