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仓公墓,双凤纪念园,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存在互相替代的情况。一方面，在社会转型时期，如果正式制度构建存有漏洞，使社会制度结构存在断层，长期演化而来的非正式制度会形成对该领域秩序的补位。我国《殡葬管理条例》迟迟得不到系统修订，无法完成正式制度覆盖殡葬活动规范的任务，这就使非正式的殡葬服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正式制度发挥作用。由于我国传统殡葬文化和习俗精华与糟粕并存，其在替代正式制度发挥作用时，既通过强调孝道和仪式给参与殡葬活动者提供了较强的精神慰藉，发挥了促进家庭和家族团结与维护熟人社会互助的功能;又因灵魂不灭、祖先崇拜、风水荫泽等仍根深蒂固地占据很多社会成员意识世界，催生了“面子殡葬’，“薄养厚葬”等殡葬陋习，为殡葬市场中的“殡葬一条龙’，“活人墓’，“豪华墓’，“农村买尸配阴婚”等殡葬非法经营活动创造了需求，造成土地资源浪费、生态环境破坏和殡葬迷信行为，不符合现代公共政策的理性。
另一方面，当非正式制度的合法性被正式制度运行的逻辑否定时，会导致正式制度虚设而无法得到有效落实，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窘境。我国不少地区推行的强制火化政策在现实执行过程中，重火化、轻安葬，具体表现为盲目追求高火化率指标，无视节地生态安葬设施的建设与管理。这与我国传统殡葬伦理注重遗体或遗体转化物处置相违背，再加上“人土为安”殡葬文化的影响，引发了很多地方特别是农村地区对骨灰盒进行“二次装棺葬’成，进而使得正式殡葬服务制度拟通过火化并采取节地葬式，实现节约土地资源和文明节俭办丧事的目的成为泡影。在这种情况中，正式殡葬服务制度虽然以改造非正式殡葬服务制度为谋，但改造过程忽视了正式制度是嵌人到非正式制度之中的。换言之，正式殡葬服务制度的设计仅看到了非正式殡葬服务制度是其改造对象，而忽视了非正式殡葬服务制度亦为其文化环境的事实。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殡葬治理主要通过正式制度强调公共政策的理性，将非正式殡葬服务制度置于从属地位和作为改造对象，没有对传统殡葬伦理中的糟粕、中性、优良文化和习俗分别进行有效规制、引导、包容，致使殡葬领域出现诸多乱象。
(五)实践效果不良
理念滞后、定位不清、现存制度残缺和治理不力，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殡葬服务的实践效果不良。具体而言，《殡葬管理条例》等正式殡葬服务制度的构建并未与非正式殡葬服务制度充分结合，滋生了诸多殡葬乱象，引发不少社会矛盾，给社会成员带来殡葬后顾之忧，使社会成员对殡葬的稳定安全预期不高。
其主要有如下两条路径:一是殡葬服务政策无视传统殡葬伦理，而是按“一刀切”思维强制实施，如现实中出现了“强行平坟’，“强收生前所备棺木致老人自杀”等殡葬事件，削弱了社会成员对其本人和家庭成员未来殡葬的稳定预期;二是殡葬市场紊乱助推殡葬高消费，如当前普遍存在的“殡葬一条龙’，“城市天价墓地”、部分地区出现的“豪华活人墓”等体现的殡葬高额支出，使人们对殡葬服务有序提供和殡葬合理花费缺乏足够的安全预期。
这种状况不仅无法充分保障社会成员理应享有的殡葬权，而且对社会稳定、移风易俗、环境和土地保护等造成很大的风险，甚至给政府带来信任危机。例如，“周口平坟”事件既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又使政府部门在殡葬改革中的形象遭遇“滑铁卢”;“豪华活人墓”不但助长了社会不正之风，还给生态环境保护和土地资源合理使用带来消极影响。